□邱小权

“那年月，苦是真苦，可怪事也真不少。”父亲常跟我念叨。有一回，他与詹老表，就是那个他喊“三哥”的人，搭伴去三元（丰都县三元镇）。

干什么？挑力。

什么叫挑力？就是拿肩膀头子换钱。

早上挑100斤公粮，翻山越岭送到三元粮站，得五角钱力费。

五角钱啊，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能称一斤肉，还剩五分钱，回来也不空手，再给大队集体的代销店挑100斤货，比如盐巴、肥皂、煤油等，又得五角钱。

一天下来，挣一块钱，肩膀磨掉一层皮。

从家里到三元，少说也有几十里山路。

去时是下坡，回来更是上坡，他们翻过一道道坡，走到一个叫石教丫口的地方，实在走不动了，便放下担子歇口气，路边有一口凉水井。

丫口风大，两边是黑黢黢的林子和石岩，路边的石头被来来往往的挑夫和赶场人，磨得溜光。

坐下没一会儿，喝了口凉水，父亲发现不对劲：前一刻，三哥还在喘粗气擦汗，后一刻脸色突然就白了，蜡黄蜡黄的，像糊了层草纸，紧接着，眼神开始发直，手也哆嗦起来，喉咙里“咕噜咕噜”响，跟变了个人似的。

父亲吓了一跳，赶紧喊：“三哥！三哥！你咋啦？”

三哥也不吭声，牙关咬得紧紧的，身子一歪，就往后倒，父亲一把扶住他，只见他满头冷汗，嘴唇发乌，身上烫得像火炭，可手脚却冰凉冰凉的。

更要命的是，他一个劲儿喊“渴渴渴”，不是一般的渴，像是嗓子里在冒烟，可他喝了几大盅凉水下去，不但没见好，反而眼睛一翻，人事不醒了。

父亲后来说，当时他脑子里“嗡”地一下，想起老一辈人的讲法，这是撞上“饿死鬼”了！

那会儿山里人都迷信，说遇到这种事，喝多少水都不管用，要想办法找吃的。

父亲又怕又急，可他知道，慌没用，他想起家里灶台上还有十几粒胡豆米，那还是头天的存货，硬得像铁豆子，平时都舍不得吃。他二话不说，挑上自己的担子，往回跑。

跑回屋，翻出那十几粒胡豆，用草纸小心包好，又一口气跑回石教丫口。

三哥还倒在地上，脸色青白，像死过去一样，父亲蹲下来，把纸包打开，将那几颗胡豆米凑到他嘴边，一边喊一边往他嘴里塞。

说来也怪，胡豆刚进嘴，三哥的喉咙动了一下，慢慢地，牙关松了，开始嚼了，十几粒豆子咽下去，没一会儿，眼皮子就颤了颤，嘴里“呼”地吐出一口气，像溺水的人被人从水里捞起来一样。

他睁开眼，愣愣地看着父亲，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老二，我这是咋了？”

父亲长出了一口气，顾不上多说，把三哥的担子往自己肩上一扛，扁担弯成弓，咬着牙往前走，三哥空着手跟在后面，走了一程，才算彻底回了魂。

此时，队里传开了，正在碾米的胡老头把烟杆往石臼上一磕，说：“詹某某，白天撞了饥荒年的游魂，我早说过，别去挣那五角钱的脚力钱。”女人们在大井边洗衣服，水花溅到青石板上，压低了声：“听说那饿死鬼跟了他三里地……”有人接茬：“可不是，詹某某说回头看见，路旁桑树底下蹲着个人影，手像鸡爪子似的刨土，刨出半截烂红薯就往嘴里塞，啃得满嘴泥。”

父亲挑着担子走进大队商店时，已是下午。

他卸下扁担，肩上两道紫红的印子渗着血，母亲往他手心塞了碗醪糟水，父亲没接，先走到水缸边舀了瓢凉水灌下去，水顺着下巴滴在衣衫上，洇开深色的斑，他坐在门槛上卷旱烟，手还在抖，纸捻晒烟，捻了三回才捻紧。

父亲再没提过那天的事，只是往后每年秋收，他都要把第一担新谷，挑到大道上，搁下扁担歇一歇，让谷香顺着风飘出去很远，扁担还是弯成弓，但他走得不急不慢，身后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三哥有时跟在后头，空着手，却走得比谁都稳当。

后来，我再问父亲，他们那时多少岁？父亲说：“你都有十几岁了，我那时35岁，三哥接近50岁。”

后来日子好了，有医生听说这事，笑着说：哪有什么饿死鬼？那叫低血糖，饿过了头，血糖一低，人就发昏、出冷汗，甚至休克，十几粒胡豆米下去，糖分上来了，自然就醒了。

父亲听完也笑，可笑着笑着就不说话了，我晓得他想啥，那年月，连吃饱饭都是奢望，低血糖能要人命，哪像现在，兜里随时揣着糖？

石教丫口的那阵风，早就不知吹去了哪里。

可父亲讲起这段往事时，那又惊险、又好笑、又心酸的情怀，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