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德

今年清明，回长山岭给父母上坟，大哥领着我绕到幺公顾孝华的坟前。我点上香，斟了酒，摆好烟，指尖蹭过粗糙的石埂，当年开山凿石的锤声，忽地又在耳边响起。

1976年，我初中毕业，原本被推荐去公民中学。同学陆续接到通知，唯独我没动静，后来，才晓得名额被人顶替了。失学的夏天，一早一晚背着背篼割草、放牛，怀里揣着边角磨卷的旧课本，没事就摸出来翻几页，翻着翻着就对着山外发愣。

那年，天干大旱，长山岭地势高水源少，田土裂满口子，堰塘被大家挖了很多深坑等着浸水。公社决定集中几个大队修干渠，引老鹰岩水库的水上山，石匠成了最紧缺的人手。父母怕我闷出病，商量着送我进大队基建队拜师，一来散散心，二来挣点工分贴补家用。

我有两位师傅，都是我的长辈，手艺在当地过硬。一位是幺公顾孝华，那年他40岁，络腮胡、高身板，站着像座铁塔，他力气大手艺精，打出的料石方方正正；另一位是堂叔顾义扬，30多岁，面容白净，性子温和，打石磨、刻碑字的手艺，远近乡里都叫得响。

拜师那晚，父亲把两位师傅请到家里，翻出藏了几年的苕干酒。几杯下肚，幺公抹把络腮胡子，拍拍我的肩膀：“老三，跟着我学手艺，不会亏待你。”堂叔抿口酒笑：“幺公别小看老三，这娃儿放牛都带着书，未必能长久守着石头。”父亲搓着糙手陪笑，不停往两人碗里夹炒鸡蛋。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揣上焖红苕当干粮，跟着两位师傅往老鹰岩走。山路弯弯，越往山里越窄，两边都是陡崖。脚下碎石磕磕绊绊，心里七上八下，说不清是新鲜还是发慌。

水渠工地场面大，两里多长的作业面，锤打錾子的声音响成一片。堂叔看着斯文，左手握钻右手挥锤，下手稳当，几下就凿下一层石块。幺公穿条短裤，站在巨石上抡二三十斤的大锤，脖子上青筋暴起，每一锤都吼一声“嗨哟”，大锤砸在楔子上哐当响，震得山谷嗡嗡的。如今想来，他去世时，肺里大概还积着了当年的石粉。

干活间隙，他俩教我握锤、拌灰浆、砌石料。那时我才14岁，几斤重的手锤连抡几十下，常失手砸到手背。幺公嘴上骂“笨手笨脚”，转身又从工具箱摸出一小卷纱布，蹲下来给我缠手，粗粝的手指动作却很轻柔。堂叔见我的课本散了页，歇晌时找截麻线，坐在石头上帮我装订齐整。

正午太阳最毒，大伙回工棚吃饭休息，我一个人留守工地。热得受不了就穿条裤衩，躲在树荫下啃焖红苕，就两口冷水往下咽。幺公每次回来，总假装吃不完，掰半个玉米粑塞给我：“半大娃儿长身体，光吃红苕啷个举得起锤。”冬天守场，我掏出课本悄悄看，堂叔坐在旁边修工具，偶尔停下来，背几句《三字经》《增广贤文》什么的。

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山里，起初我只当是传闻，没敢当真。直到1978年9月，亲眼见到山后有个高中生考上中专离开了大山，才晓得是真的。那晚，我躺在院坝核桃树下的凉席上，翻来覆去，心像石头裂开了缝。那年冬天，我咬着牙跟父母和两位师傅说，想补习一学期。

春节后，去大队小学插班那天，幺公往我布包里塞了两元钱，然后说：“好好读，别像我们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堂叔送我一本半新半旧的新华字典。我背着包往学校走，回头看时，他们还站在乱石坡望着，身影嵌在青灰色的山影里。

我走出长山岭快50年了，幺公已辞世整整20年。当年做小石匠的日子，早成了我埋在心底的旧事。摸着老屋围墙上齐整的錾纹，拇指蹭过石面的凹凸，还能想起他大锤下溅起的火星子。

这次清明，听不见幺公粗犷的嗓门，只远远看见年届80岁的堂叔，弓着身子，在地里忙碌。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