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杰

年岁渐长，总忍不住回溯往事。许多故人旧事，被岁月慢慢冲淡，少有人再提起。唯有荣昌古昌老家的邻居麻公公，常驻我的记忆里。想来这世间，大概只剩我一人，完整珍藏着他平凡而温热的一生。

麻公公本名刘清先，脸上有几颗麻子，1988年在古昌幸福院离世，终年96岁。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老人。乡邻大多只知他晚景孤寂，却少有人知晓，这位温厚老者，年轻时也曾一身胆气，守护一方乡邻。

麻公公身形高大，一米八有余，年迈依旧腰板挺直。劳作之余卷一筒本地烟叶，便是唯一消遣。农耕活路样样精通，闲时下河沟捕捉泥鳅黄鳝，简单烹制，便是我们儿时难得的乡野美味。

1949年前，他在高柏树大院做长工，犁田筑堰、垦荒修路，勤恳踏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匪患猖獗，年轻的麻公公加入农会。熟悉铜鼓山沟壑地形的他，多次随队进山剿匪。最凶险一次，土匪突袭高柏树大院，他与同伴并肩坚守，护住院内百姓。

太平岁月来临，他从不向外炫耀过往功绩，安心务农度日。政府分配晏塘两间瓦房，他一住便是数十年。

儿时我家姊妹众多，住房狭窄，连搭猪圈的空地都没有。麻公公体谅我们难处，主动让出一间房屋，两家共用养猪。那个年代农家寸土珍贵，这份厚道，我们一家人感念至今。

不少人以为他举目无亲，其实麻公公有两位姐姐。姐姐在世时，两位外甥时常回乡探望。大外甥王梨学转业后在乡上任职；二外甥树林赴朝参战，是伤残军人，晚年定居荣昌仁义。世事无常，姐姐早早辞世，外甥们也相继老去，麻公公晚年，再无亲人登门相伴。

生产队时期，麻公公专职管水。整片田地、塘堰、沟渠，哪里渗漏、何处需要疏通，他一清二楚。天色微亮便扛起锄头巡田、修补堰塘。塘底堵漏繁重棘手，旁人难以胜任，农事大多仰仗他。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模式转变，不少人得以清闲。已是高龄的麻公公依旧闲不住，常年奔走田坎，巡查水渠、加固田埂，默默守护耕耘一生的水土，不计酬劳，不求虚名。

麻公公未曾读书，却通晓农时。早年乡间缺少历书，何时播种、何时防汛，他判断精准，时常提醒队长与担任生产队会计的父亲。

一年秋收晒谷，连日晴空，满坝稻谷静待风干。众人都以为天气稳定，唯独麻公公提醒：“今夜有大雨，抓紧收粮。”大家望着晴空不以为意，父亲信任他多年务农的经验，组织乡亲连夜抢收。夜半暴雨如期而至，全村粮食得以保全。

他心肠柔软，格外疼惜孩童。我七八岁那年正月赶鹅，不慎摔死一只鹅。害怕遭到责骂，我躲在屋后直至天黑。寒意之中，麻公公寻到惶恐的我，将我带回家，端上一碗温热的红苕稀饭宽慰我。次日清晨，还亲自送我回家，委婉为我求情。

他生活清贫，却常常惦记我们几兄妹。每逢古昌赶场，总会省下钱买麻糖、水果糖分给我们，淡淡的甜味，温暖了我的少年时光。

邻里遇困，他一向热心相助。乡邻刘祖云深夜急症，求医艰难。六七十岁的麻公公，凭着硬朗身板，连夜背着病人穿行崎岖山道，这份古道热肠，我久久难忘。

1980年，我考上师范，远赴长江边求学。麻公公由衷为我高兴，拿出麻糖相送，郑重叮嘱：“读书不易，走出乡土更难。日后当了老师，踏实做人，用心教书。”几句朴素话语，指引我数十年从教之路。

1986年，麻公公身体日渐衰弱，住进了古昌幸福院。1987年开学前夕，我和妻子专程前去探望，递上二十元钱。一辈子节俭的老人，笑得像孩童一般知足。望着苍老单薄的他，我难以想象，眼前平和安静的老人，当年曾挺身而出保卫乡邻。

1988年一场开学工作会，成为我们最后的永别。分管教育、民政的副乡长是我的老友，当日开会迟到，说起刚料理完一名五保老人后事，逝者已经送往殡仪馆。我心头一沉，追问姓名，确认正是麻公公。自此山水依旧，世间再无相见之日。

岁月流转，老屋几经修缮，乡邻各奔东西，旧日印记渐渐消散。如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刘清先这个名字。没人记得他剿匪护乡的果敢，没人记得他一生管水、到老不休的勤恳，没人记得他让屋助人的善意，也没人记得一碗热粥、几块糖果蕴藏的温情。

往事慢慢被时光掩埋，唯有我始终铭记。

遗忘本是人间常态，长久怀念，是我送给老人最后的敬意。麻公公，纵使世人渐渐淡忘你，我也会一直记得。记得你一生坦荡，心存良善，以平凡之躯守护乡土、温暖旁人，也照亮过我的人生路。

这世上或许只剩我一人记得他。只要记忆不曾消散，他就从未真正走远。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