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

有几年，母亲每天傍晚都要走一条固定的路线。从绣衣池出发，经南渠河菜市过小西门，沿山路爬到大觉寺再原路折返。母亲走不快，右腿像拖着一件无形的重物，总比左腿慢半拍。那是她脑溢血落下后遗症的第三年，最早在县人民医院“兵荒马乱”地抢救过，接着又去内西街张医生诊所按摩了一段时日。后来为了省钱，母亲停了所有的治疗，打算靠清晨和傍晚两趟“转路”，一点点改善右边那半边身子的麻木和迟钝。

那天，母亲走到外西街粮站附近的岔路口，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回头一看，竟是她的二姑爷。

母亲的二姑爷，我们称呼二姑大大，是我外公亲二妹的丈夫，在老家乡场上的粮站上班。母亲随父亲搬家到城里后，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两人站在街边热情地寒暄，二姑大大说他到县城，是来开粮食系统的一个什么会。母亲听后，赶忙邀请他开完会一定来家里吃饭。二姑大大先是推辞，母亲说：“来都来了，啷个也得到屋嘛。”二姑大大便答应了周末来。

母亲回家把这事儿告诉父亲。父亲听了，眉头微蹙，说二姑爷是稀客，如果招待不周，就有点不像样。

母亲没接话，屋里安静下来。

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五张嘴。母亲的药虽说停了，但五个人的吃穿用度，样样都要从那一份钱里抠。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外屋父母压着嗓子说话，商量了很久。

周末转眼就到了。

母亲天不亮就起了床，去食品店门口排队。那时候买肉要赶早，去晚了只剩些边角料。她买回一块二刀肉。瘦肉剁成抄手馅，我们几个小孩帮着理葱、剥蒜。母亲剁馅的时候，左手不太使得上劲，刀落下去总有点偏，她就把砧板挪到靠墙的一边，用整个身子抵住。

我和哥哥，还有妹妹，我们三人围坐在堂屋的小桌边，跟着母亲包抄手。母亲右手不太灵便，包出来的褶子一边紧一边松，但每个都端端正正地排在筲箕上。父亲则把肥肉切成细小的颗粒，下菜油锅里炸。油脂在锅里噼啪作响，慢慢缩成金黄的油渣，父亲撒上白糖，又起锅晾着，说这叫“樱桃肉”。

平时家里做饭都在门边的蜂窝煤炉子上，那天父亲特意把堂屋一角的灶也生了起来。两个灶眼一起烧，一个煮抄手，一个炒菜。父亲在灶前忙得额头冒汗，白背心洇湿了一大片，嘴里还不停地问母亲酱油够不够？醋在哪儿？

临近中午，二姑大大来了。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他比父亲也大不了几岁，但整个人透着一股公家人特有的利索。母亲赶紧把他让进堂屋，请他在唯一的长竹椅上坐，又把泡好的茶双手奉上。灶前的父亲回头招呼完，又转回身去继续忙。

抄手下了锅，父亲守在灶边，拿漏勺轻轻拨着。锅里的水渐渐浑了，一个个抄手先是沉底，水开后才浮起来。皮子松垮垮地翻动，像被撕裂的薄纸。父亲凑近了看，脸色一下变了，压低声音对母亲说：“遭了，今天这抄手皮子不经煮。”

母亲快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父亲急得拿漏勺去捞，一捞更碎，抄手馅全漏进了汤里，只剩些花花绿绿的面皮在水里翻滚。

最后端上桌的，是一盆面皮汤。汤是浑的，面皮不成形，馅全散在里面，淡红的是肉末，绿的是葱花，绯红的是泡椒碎，浮浮沉沉，像一锅大杂烩。

热气后面，是父亲红着的脸。他把筷子递到二姑大大面前，喉咙里挤出一句：“二姑爷，将就吃。”

二姑大大愣了一下，很快把筷子伸进盆里，夹起一箸面皮，说：“好，这样吃更有味。”他嚼了两口，又喝了一口汤，连声说好吃。可我分明看见，他那碗汤喝到一半就放下了。父亲坐在对面，一直不怎么动筷子，只是不停地招呼二姑大大要吃饱，嘴里说着多吃点多吃点，声音越说越低。

二姑大大那天吃了饭就走了，说还有会要开。母亲把他送到家属院门口，回来时看见父亲还坐在桌前，面前那碗面皮汤已经凉了，上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

那以后，二姑大大再没有来过我们家。

很多年过去了，我偶尔会想起父母那次请客。那样倾尽所有，到头来也只端得出一碗面皮汤。

可那个年代，那盆拿不出手的面皮汤，却是父母能拿出来的全部热情与真心。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