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祥

清晨的梧桐路，香樟与小叶榕的影子压着地砖，透水砖路面映出细碎斑驳的影子。

单位搬到数字产业园后，上班路程不到两公里，我基本步行。8点30分，走到这段较为平直的梧桐路，与三人擦肩而过。两年了，差不多每天如此，时间没变、地点没变，三人出现的顺序也没变。

第一位接近50岁，中等身材，微胖，皮肤较黑，一头不算蓬松的头发向右额梳着。夏天短袖白衬衫扎在深色西裤里，秋冬薄羽绒服圆领衫。不背包不提袋，拿着手机，安步当车，气定神闲。黑色尖头皮鞋撞击地砖的声响，精确得让路边的小叶榕有规律地震颤。

接着走来的，是一位50多岁、面色暗沉的中年男子，花白头发剪得很短。夏天穿着短袖T恤，领子松垮，颜色暗淡。冬天深色棉服，敞开着。提着便当包，有时是某品牌蛋糕的包装，有时是医院的影像资料袋。他走得急，身体前倾，每一步都是脚掌先着地，鞋底擦过地砖，发出急促的摩擦声，伴以便当盒碰撞大腿的声音。一步紧似一步，追赶着什么，或者被什么追赶着。

第三位，约30岁，身材瘦高，眉头微蹙，睡眼惺忪，一脸倦态。戴着有线耳机，穿着运动鞋，目不斜视，走得更急更快，鬓边沁出细密的汗珠。夏天是圆领T恤，秋冬时常把外衣挂在手臂上。有一次擦身而过，听到耳机里漏出《命运交响曲》的钢琴练习版，在匆忙的脚步声里，轻得像一声叹息。

我发现这个规律差不多两年了。两年来，这三个人出现的顺序从未改变，距离也极少缩短或扯远，保持着韵律和节奏，保持着距离和追赶。

尽管天天擦肩而过，我们却从没打过招呼。我在心里倒是给三人取了名字：“白衬衫”“便当佬”“耳机男”。

梧桐路上的相遇，总在8点30分被这三个人踩准。有时候我也想，他们是否注意过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属于某个固定的存在——一个每天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提着公文包的中老年男人？

这样的相遇日复一日，精准而有规律，让我无聊的上班路有了某种说不清的秩序感。走上这梧桐路，我甚至都不怎么耍手机了，专等着他们出现、交错，然后走远。

我以为，这秩序会一直保持，至少到一年后我退休的那一天。没想到，我的“以为”没有“一直”。

那是一个周三的早上，天气有些闷热，天空灰暗，云层低垂，行道树似动非动。我走到梧桐路路口，没有遇到“白衬衫”，走过梧桐路，还是没有遇到“白衬衫”。接连好几天，都没有看到“白衬衫”。他可是最守时的，总是第一个出现。

一种强烈的违和感油然而生，像唱片跳了针，啪嗒一下，熟悉顺畅的旋律断了。他去了哪里？调走了？换了上下班路线？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显得特别精神。系着一条新皮带，皮鞋擦得锃亮，步伐也比平时轻快。这个城市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改革，合并、搬迁、裁撤。他多半是调到了新的岗位，上班路线改了。这样也好。心里这么想着，我还是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两眼。

就在“白衬衫”消失后不久，另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天，“便当佬”照常急急忙忙地走着，走到红绿灯路口时，不知怎么突然摔了一跤。便当盒脱手飞了出去，盖子先着地，饭菜洒了一地。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孩吓得赶紧刹车。

我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把“便当佬”扶到人行道上，坐在花坛边。他表情尴尬，连声说“没事”，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说着站起身来，拍拍衣服，一瘸一拐地走了。

人们没有久停，跟在“便当佬”身后，继续赶路。

我呆在那里，闻着饭菜酱汁的味道和香樟树的草木气，心跳剧烈。便当佬摔得的确不重，但那一刻我忽然害怕起来，不是怕他摔坏了，而是怕他明天来不了。怕梧桐路上的人，一个接一个消失，无声无息。

第二天，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段与“便当佬”相遇。他还是走得那么快、那么急，几乎看不出步伐里细微的区别。我本想问问他，是否安好。斟酌好的话语，在擦肩而过时，一个字都没蹦出来。

我心甚慰。

一年后，我退休了。

最后一天的8点30分，我走上梧桐路。阳光明媚，风清气爽，香樟树挺拔，小叶榕温婉，茂密枝叶交错叠压，阳光透过树叶，投下细碎的影子。“白衬衫”没有出现，“便当佬”从我身边走过，“耳机男”紧随其后。

一个长发过肩的妙龄女子，穿着风衣，从梧桐路的那一端迤逦而来。初春的微风吹动香樟树和小叶榕，沙沙作响。女子左脚一下，右脚一下，踩着梧桐路上的透水砖，走来。

清洁工人的扫帚扫过地砖，扫去落叶，扫去脚印。

抬头时，有目光投来。女子面带笑意，擦肩而过，往前走去。

（作者单位：重庆华龙网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