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

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早在宋元时期，朝廷就对盐实行了“引岸制度”，盐商凭官府颁发的“引”（凭证）把盐运到指定的“岸”进行销售。清政府以盐税为主要税收，实施严加管理——商有定名，销有定岸。

江津盐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位，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设官运分局，有委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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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的盐业运销与清代进士袁方城有关。袁方城，江津县仁沱场人。民国本《江津县志·卷八》载：袁方城，清咸丰癸丑（1853年）进士，擢翰林院编修，浙江道监察御史。又云：袁方城，甲辰恩科。此为方志上记载的江津支坪的第一个进士。

袁方城在京城为官，在京都常与商署官员进行磋商，为江津人在自贡（今四川自贡市）开发井盐争得了楚岸“五府一州”销场。又因他与四川总督丁宝桢同榜，又同为川人，私交较深，他请丁宝桢对自贡盐场的江津万兴盐锅厂多多关照，因此万兴锅厂在自贡的信誉很高，兴旺达百年之久。

很早以前，江津就有一批人在自流井打拼，主要为盐商和盐锅商，也有二者兼营者，但多是小本生意。因为袁方城的关系，加上江津人做生意特别机灵、讲诚信，所以这些人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外称“江津帮”。这些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戴登霄、袁择侯、马季良、杜鼎珊等。

江津盐业运销的繁荣还与盐锅生产有关。江津铁锅铸造最早起源于真武场、僰溪场等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戴登霄在此开办铸造厂生产盐锅，年产盐锅千口左右。全部销往自流井，长达50多年。后来，又有袁氏在仁沱场河边开办万兴锅厂，炼铁铸造盐锅。另有“陕西帮”所办盐锅厂、不久后将部分锅厂卖给真武场马家，改名“万全恒锅厂”，所铸盐锅在自流井三圣桥立号经营。每厂年产盐锅四百至七百口，对江津出境产品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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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号称“食盐之都”,然而因为生产条件和兵荒马乱，导致运力不畅，群众食用盐价格高昂，时有“一粒食盐一粒金”之说。

江津真武场的马冀南（马季良之父）看准机遇，出巨资从武汉购回一台英国造内燃蒸汽发电机，开启自贡用电钻打盐井的先河，轰动一时。电机打井，井深源丰，打破了竹筒抽源的制约，加之锅熬盐产量猛增，各盐井纷纷技改，真武场的马家盐业越做越大，财富自然也滚滚而来。

其他商业精英也纷纷效仿。他们用船从仁沱、真武、僰溪运盐锅到自贡后，绝不返空，进行盐业运销。盐商“江津帮”中的戴登霄、马季良、袁择侯、杜鼎珊，也成了江津盐业的大亨。

贵州省不产食盐，其所需之盐，绝大多数是从四川自流井和五通桥运入。古代交通不便，陆路运量小而成本较高，故川盐入黔历来以水道运输为主。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省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凡入黔之盐，均由自流井和五通桥盐场运往长江各口岸的入口处，再沿这些河道运往贵州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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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岸是指食盐在江津县所属之江口（又名僰溪口、江口、顺江口）、真武场起运，沿綦江上行运往綦江县（今重庆市綦江区）和贵州。起运地在江津县綦江岸的江口、真武等，故名綦岸。

綦岸江口、真武的食盐，先从自流井运到江津县所属的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江口或真武，然后再起运沿綦江(贵州境内称松坎河)上运。从江口到贵州桐梓县的松坎，水运路程约为150公里，分为三段进行运输。首站从江口、真武场出发，经綦江县城到达羊蹄洞。在羊蹄洞将盐包转船，经赶水等地继续上运至盖石洞。又经界碑入贵州境，到贵州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进仓，然后陆运至各销售地区。陆运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由松坎至遵义城，另一条由松坎入正安县。

真武场有名的会馆江西会馆——万寿宫，最早也是江西籍盐商们为了打开由自贡到贵州的盐业销路而修建的转运站，很大一部分房间用作仓库。真武场的马家可谓盐业大亨，他们在真武场修建的马家洋楼，其周边的配套房屋也多用作盐仓。

綦岸真武场和江口的盐运，其船只主用簸箕船，载重三吨，需四五人拉船才能上运至贵州的桐梓、松坎、遵义等地，该船主要用杉木制成，在枯水期需要扎堰储水以便船只航行。而从长江进入真武的运盐船，主要是桅子船，能载10吨左右。直到20世纪60年代簸箕船和桅子船仍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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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场是綦岸的重要码头，这里除造就了戴登霄、袁择侯、马季良等盐商大亨外，也养育了一些暗中走私的“盐贩子”。

在真武场、仁沱场、僰溪口及僰溪场，“盐贩子”有二三百人，他们担着挑子上贵州，表面上看是卖细纱/针头的货郎，实际上担子下面藏匿着食盐，暗中进行政府禁止的食盐散销。每趟贵州往返三五月，等他们回来，腰包就会赚得鼓鼓的。但也有遭“打倒”的，多是被盐官追查收缴，或是被山里土匪抢劫、追杀。

真武场、仁沱场、僰溪口，不仅是巴蜀商船入黔和黔船入蜀的重要中转渡口，更是川盐等商品的集散地，是綦岸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可这样说，真武场古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盐运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