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陶

1978年盛夏，一纸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叩开了我人生崭新的篇章。我凭不错的成绩，被西安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临床专业录取。

我是恢复高考后，也是父母所在的这家三线企业子弟校成立以来，首个考入西安这所医学校的学生。那几天，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母亲为我收拾了一大堆春夏秋冬的衣物、被褥，焦急地问：“孩子的行李拿什么装呢？得有个箱子啊！”父亲想了想，说：“最近工厂在处理一批废弃的炮弹箱，买两个拼接改造成一只大号行李箱，是完全可以的。花不了几元钱，就替代了昂贵的箱包，节俭又耐用。”

我想只要有装的，便很高兴了。于是，两天后，父亲扛回来一个木箱：军绿色，长方形，笨重但结实。冰冷坚硬的箱里，揉进了家人最质朴温热的期许，盛满了我少年时代的青春与憧憬。

托运行李时，一个戴安全执勤红袖章的人问装的什么，我说“穿的用的”。

“打开检查。”他不由分说。

“红袖章”警惕性极高，围着炮弹箱走了一圈，又转身倒着转了一圈，吩咐其他人：“你们把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才能办理托运。”

我们从綦江赶水火车站登上绿皮火车，辗转重庆，再搭乘九次特快列车，穿越蜀地山川，一路向西，翻过秦岭，奔赴千里之外的西安。

走出西安火车站的那一刻，车站广场上醒目的迎接新生条幅映入眼帘。在迎新站点简单登记信息报到后，我和母亲寻找搭乘学校接送客车，抵达陌生的校园宿舍。

待行李运输车抵达，新生们的行李多是寻常帆布包、木质箱、人造皮箱，款式朴素大同小异。“这是谁的箱子？”教务处老师看见我的炮弹箱笑着打趣，“莫非今年招录了军区大院的学子？”

围观的家长与同学纷纷议论，有人认出这是制式炮弹箱，是野战部队专属物件。越来越多前来帮忙搬运行李的学长学姐围过来，都心生好奇，想一睹行李箱的主人模样。

“谁的箱子？”那时的我身形瘦小，一身简约的草绿色军装上衣、藏蓝布裤。“箱子是我的。”我与母亲上前认领行李，众人纷纷好奇问我来自何方，问我是否出身军区大院，问我的父母是否是现役军人？我眼神笃定，坦然应答：“我来自重庆深山的兵工厂，并非军区子弟。”

那一年夏天，我与炮弹箱，成了校园里最独特的风景。关于我的来历、关于这只军工行李箱的故事，在校园里衍生出数个版本，悄然流传。

入校许久，这份独特依旧未曾褪色。校园的朝夕日常里，好奇的问询从未停歇。食堂往返的路上，常有同学笑着唤我“军区子弟”，我总是笑着纠正，我是三线兵工厂的孩子。图书馆静谧的书桌旁，总有同学轻声探寻：“听闻你的行李箱是老式炮弹箱？”我缓缓道出原委。有的同学满怀憧憬，追问这只箱子是否曾装载炮弹？“你是否见过真实的炮弹？”我坦承未曾亲见炮弹。望着同学们失落的神色，又笑着补充：“倒是见过很多次牵引车牵引着铁甲火炮列阵出征的壮阔模样。”引得身边同学阵阵惊叹，满眼艳羡。那些纯粹的好奇、热烈的目光、青涩的闲谈，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清晰如故。

如今，那个军绿色炮弹箱早已过时，但他那方正硬朗的形象、厚重沉稳的性格，带着独属于军工岁月的肃穆质感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这只沉甸甸的军用炮弹箱，不仅承载着家人的殷殷期许，更封存着父辈那一代隐姓埋名、扎根深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滚烫三线精神。它是军工岁月的实物见证，是三线人最朴素的精神图腾。父辈们甘于清贫、不畏艰苦、家国至上的赤诚风骨，始终默默砥砺我、鞭策我，让我在异乡求学的岁月里不敢懈怠、笃志勤学、励志精进，踏实立身、向阳成长。它静静见证我灯下伏案、精研医学理论的每一个朝夕，陪伴我度过校园的岁岁年年。毕业后，我顺利进入医院履职，而后调回父母毕生深耕奉献的兵工厂医院。如今，炮弹箱陪我远行求学的使命已然落幕，但它所承载的三线精神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刻进我的风骨，成为我一生踏实做事、诚恳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

岁月荏苒，四十余载倏忽而过。人间风物几经变迁，新旧行囊更迭无数。可每当回望1978年的盛夏与初秋，回望西安火车站熙攘的人群，回望那只醒目厚重的军绿色炮弹箱，回望年少时那些温暖新奇的瞬间，心中依旧温热滚烫。

一只老箱，一程远行，一段青春，终被时光珍藏。岁岁难忘，念念如初。

（作者单位：重庆大江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