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

认识赵书法，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到县文化馆，全县开大会要写会标，领导对我说：“赵书法的排笔字全县第一，你去文化馆找他写。”

我把要写的内容记在本子上，然后到文化馆。我猜想赵书法写排笔字，一定五大三粗，身强体壮。恰恰相反，他身高不足1.6米，脸色黢黑，身体清瘦，像个痨病鬼。对我的到来，他很冷漠，极不情愿地接受任务。

在两张乒乓球台上铺纸，从大瓶中倒墨汁在小钵里，从抽屉里选出一支排笔，笔管是扁的，木质，约1寸宽。先用水把笔毛浸湿，然后蘸墨，人站着，悬笔而书。他写一个字，我接一张纸，放在地板上晾起。待会标写完，赵书法周身湿透，额上汗流如豆，像参加了一场长跑。看来他体力不济，应当身体有毛病。

我刚参加工作，为了和人交流，随时带包好烟。赵书法接过我递上的烟，长吸一口，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待纸上的墨干了，我按顺序砌好会标带走。

赵书法给我的第一印象：傲慢，冷漠，病态。某次和文化馆长一起开会，私下嘀咕赵书法几句。文化馆长说：“赵书法呵，他恨书法，所以凡是找他写字的人，他都一个态度——不安逸，哪怕是局长部长县长。”

原来，赵书法工作时，才十八岁，初中毕业。上世纪50年代，好多人只读了初小或高小，甚至是文盲，普遍文化不高。赵书法初中毕业，在区公所当文书，因为会写排笔字，区乡的标语他全包了。赵书法也因写字所累，后被下放到林场当工人。

赵书法在林场，因为人矮力气小，干不了伐木和运木的活，加上成分问题，别人都怕和他接近，所以没人和他搭伴干活，他在林场一个人干活，那苦比别人吃得多。

1981年平反后，他调到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县里开大会写会标和宣传标语，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听了赵书法的故事，我一阵沉默。那时我年轻，不懂人世沧桑。

1988年，县里要成立文联。领导指令我做文联筹备组的秘书长，具体操办。我想让赵书法当书协主席，领导也同意。没想到的是，赵书法坚决不同意，而且威胁我说：“除非革除他公职，打死也不愿当书协的头儿，连会员都不当。”

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从此，只要不是工作关系，我绝不找这个狂妄自大的赵书法。没想到，我不喜欢他，他更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居然在1990年初辞职下了海。

那时，像他这样已人到中年敢辞职的，全县绝无仅有。说起来他是赌气。文化馆每人顶块天，各干各的事。从乡里调来的副馆长主抓多种经营，在会上规定：每个干部一年要创收2000元，完不成任务扣工资。那时的赵书法，月工资才270块。这不是逼着牯牛下仔吗？赵书法当场反驳：“我们是文化事业机构，不是企业，上级从来没有下达过创收任务。”

副馆长的回话更硬：“爱干不干，不干走人！”赵书法第二天就辞职了，离开了县城，去向不明。

1999年，我到《江城晚报》当文学副刊编辑。报社对面，有一家书画工作室红火得不得了，主要是做吊牌及室内装修设计。一天，我走进大厅，一眼就认出了赵书法。他比过去白了，好像也没病了，很健康的样子。

“是你——”

“是你——”

他竟然热情地拥抱了我。

“你开的？”

“哎，找碗饭吃。”

他口气谦逊，眼神却是得意，给我泡上茶后放下工作，叙旧半晌，中午还请我小酌。

我只想问他为啥辞职？他淡淡一笑：“没啥、没啥，就是不想被人管着，想自由。”

他不写排笔字了，但店里还是存放了好多支旧排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