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运生

老家虽说不上水系纵横交织，但大大小小的河、汊、沟、湾却宛若大地上的掌纹，密布在山野与村庄之间。

老家水上的路，细细分来有两种：桥是大路，踏石是小路。不管大桥小桥，它们都是水上的正式或准正式公路，横跨于相对宽阔的河面，建在村庄近旁或通衢干道之上，任凭车马行人往来。而踏石则谦卑得多，它是非正式水上公路，修在河水窄浅之处，疏疏落落放几块石头，从此岸排到彼岸，不成规矩。桥有名有姓，譬如高家庄桥、丁家庄桥，堂堂正正地标记在地图之上，成为一方水土的坐标；踏石却默默无闻，一场大雨过后，便被山洪卷走，荡然无存，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

父母一生务农，守着几亩薄田，其中较大的一块就在石庙对面的河沿上。那里地势平坦，土壤也相对肥沃。母亲常说，地里那些草木，都是她的儿女——杨树挺拔，辛夷树秀雅，乌药和丹参埋头长着根茎，豆子顺着竹竿往上攀，黄瓜则拖着长长的藤蔓，开出一朵朵黄灿灿的花。每隔三两天，父母便要过河去探望它们，看看辛夷是否有开花的，豆角该不该摘，黄瓜熟了几分。锄草、松土、搭架、浇水，一忙就是大半天。那条叫鸭河的河在这段还属于支流的上端，河面不宽，平日里水流清浅，踏石稳稳地立在水中，方便着人们来来往往。

今年八月中旬，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河水陡然暴涨，浑浊的洪流裹着泥沙和断枝，咆哮着冲向下游。待到晴后几天，我随母亲去田里摘菜，走到河边，才发现那排老踏石已不见踪影。我们穿的都是布鞋，走到河边就脱了鞋子、挽起裤腿，赤脚踩进了水里。河水没过小腿，脚下的有些石头滑腻腻的。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不料一脚踩在一块生了水苔的石头上，脚底一滑，猛地打了个趔趄，双手在空中舞了一阵子，总算没有摔倒，但裤腿和上衣却湿了不少，冰凉地贴在身上。母亲回头看了我一眼，让我在河边等着，顺手把湿衣服拧干，她自己去对岸摘菜便是。

我站在河水里，低着头拧衣摆，目光无意间落在自己湿漉漉的脚边，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那时我大约五六岁，有一回，母亲背我过河去北坡摘辛夷花蕾，我非要自己走。母亲拗不过，便放下我，牵着手让我走前面试试。我挣开她的手，逞能地一蹦一跳，结果一脚踏空，整个人摔进了水里。母亲一把将我拉起来，抱在怀里拍着我的背，问我喝到河水了没有。母亲回家给我换了干衣服，然后她折回河边，脱了鞋蹲在水里，仔仔细细地拣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有青灰色的，有赭红色的，一块一块地搭配着摆在了踏石稀疏的地方。摆好后，她还不放心，来回踩了好几趟，觉得牢实了，才招呼我过去。我踩在那新铺的石头上，稳稳当当的，觉得母亲真了不起。

30多年过去了，母亲还是像我儿时那么瘦，只是她的背已经有些佝偻，像一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老柳树。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瘦小，却依旧倔强，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涩与温热。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何不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在这河里重新摆一道踏石呢？”说干就干，我挽起裤腿，蹚进河里，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摸索。河水清凉，冲在腿上痒酥酥的。我专拣那些大小适中、相对平整的石块，三两个小的垫在底下作基座，再把大些的稳妥地架在上面作踏石，让它们露出水面约莫两三指高。摆好一处，我便站上去踩一踩，试试是否晃动。如此往复，忙了个把小时，等到最后一块石头落定，我沿着自己摆出的踏石走了一个来回，每一步都稳稳当当，心里便有了底。

母亲摘完菜回来，篮子里装满了青翠的豆角和嫩绿的黄瓜，上面还沾着露水。她走到河边，看见水面上新铺起的一排踏石，知道那是我的“杰作”。我站在对岸，朝她喊：“妈，你走个试试！”她笑了笑，挎着篮子，踩着我铺的踏石一步步走过来。走到我跟前时，她点点头，嘴角漾出笑意，说：“摆得还中！”

石头是大地的骨骼，坚硬、沉默，却承托着人间的步履。踩在踏石上，脚底传来那种坚实的触感，到底比踩在冰凉的水里踏实得多。摆一道踏石，其实就是在河上修一条小小的水路——它不算桥，没有名字，不为人知，但它能连通两岸，方便赶路的人，也方便我的母亲。下一次大雨再来的时候，或许这些踏石还会被冲走，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水上小路，从来不在石头上，而在那些愿意弯腰铺石的人心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