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崇容

秋日明朗的天光照在层叠起伏的山坡上，一层层梯田顺着山势蜿蜒铺开，成熟的稻穗泛着温润的金黄。田埂上、步道上、石阶上，到处是人。有人在田埂上停下来，眯着眼看了好一阵；有人举着手机拍了一张又拍一张。石阶上坐着几个歇脚的人，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就是从那梯田里爬出来的。

那时候的梯田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刨食的。我们村叫垭口，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条县道通出去。村里的田不在一块：坡脚那一小片还算平整，叫大田，留来育秧苗的，每家只有扁担那么宽；其余的散在梨树坪、当湾、柯家湾这些山坳里。这些地名如今写在纸上，看着是有几分诗意，可你若走一遭就知道——全是指甲盖大小的田，歪歪斜斜的，当湾到柯家湾就有四十几层。一层一层爬上去，到处是茅草和坑洼，不把人折腾个脚趴手软不罢休。

可活还得干。

挞谷子，不像现在有打谷机，用的是挞斗，四四方方，两端支起竹篾编织的挡席。力气小的割稻穗，力气大的挞谷子。割下来的稻禾挽成稻把，一把一把放成两个纵队，纵队的距离不能宽于一个挞斗。我们握着稻把，使劲往斗壁上挞。挞一下马上松手，快速把稻把散开，让谷粒充分散落在斗里，第二次手臂不能超过胸口，轻轻地挞下去，让谷粒再次散落在斗里。头一回挞谷子，半天下来手就酸得举不起来。手掌上先是起泡，泡一破，露出红彤彤的肉，当再去握稻把的时候，疼得钻心。可你不敢停，因为稻谷在田里等不得，雨不晓得啥时候就来。烈日底下，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辣得睁不开。衣服贴在身上黏乎乎的。偶尔抬起头，满眼都是黄澄澄的，晃得人发晕。

农耕机器我也不是没见过，有一次说是展示，很多人围在秧田边观看，站得满满当当的，田埂都看不见了。第一次看见翻地没有用村里的牛，是一台机器在田里划过来划过去，稀奇得紧。当时还在想，要是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该多好，就不用天天去割牛草，手指也不会被茅草割得一条一条的。

手上那些泡，破了又好，好了又破，到后来皮就结成一层一层的茧。可稻谷不等人，家家都在抢收。天擦黑了，我们挑着稻谷往家走。田埂湿滑，踩上去“吱”一声，心就跟着紧一下。虫子在草丛里叫着，腿肚子直打闪，父亲在我后面压阵。有段路要经过一片坟地，前不久才添了一座新坟，坟头的白幡还没褪色。路过的时候，我一呼一吸扯着风箱，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手心全是汗，扁担上的绳子都攥不紧。忽然一脚踩空，身子一歪，幸好父亲一把扯住了我的扁担。

月亮出来了。我端着一碗南瓜稀饭，就着一碟咸菜，坐在门槛上。脚还止不住地抖，手也跟着抖。一口咸菜滑进腹中，一腔酸楚哽在胸口，热泪险些不受控制地涌出来。院坝空荡荡的，四下无声。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院坝前的黄葛树还在，如今的村子不一样了。

村里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不断有人举着相机对着碉楼拍，四个场口也总有生面孔转来转去。老人们坐在路边看游客，看着看着就指指点点：“原来那儿是我的地，产量高得很，一亩要打千把斤谷子……”说着说着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地还在那里，老人们也还在那里，只是再没有人弯腰插秧，也没有人挥着汗挞谷子了。

静立在稻浪跟前，饱满的稻穗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思绪悄然漫开，我忽然记起那一件绣了繁花的衣裳，当初只赞叹过绸缎正面纹样的鲜活精致，将衣裳翻过来才看清，背面布满了细密繁复的针脚，一针一线层层叠叠，有些针脚的痕迹里，仿佛还凝着匠人指尖磨破后渗出的血丝。

我们这一代人，从梯田里走出来，可回头看时，说不上恨，也说不上爱。

游人的笑声远远地飘过来，脆生生的。

我转身下山。回头望，身后的梯田、稻浪，好看是好看——可看着看着，心里就疼起来。（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巴师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