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开成

戒酒快30年了，倒不是身子骨消受不起，而是当年立过誓：再不许碰那杯中物。

记忆中，父亲是鲜有醉态的。唯一被人搀扶着送回家的一次，翌日便被母亲数落得体无完肤，此后他便几乎与酒坛子绝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人渐渐手头宽裕，嗜酒之风也悄然盛行。每逢赶场，日头一偏西，河包场的街面上，准要“流落”几位“酒疯子”：有抱着电线杆子打转的，有红涨着关公脸，在街上东倒西歪、横冲直撞；更有甚者，直接瘫在街心，或鼾声如雷、或放声干号、或满地打滚撒泼。最出彩的，还属那蒋癫子，三两烧酒下肚，必会撩起袖管，亮出正宗的“小洪拳”，摇摇晃晃，架势骇人。这架势，招来的是细娃儿的哄笑围观，惹来的是大人们的蹙眉唾弃。这时，母亲便趁着这当口，指着那些“烂酒”的汉子给我们兄弟上课：“看见了没？这就是喝酒误事、丢人现眼的下场。”

那个年月走亲戚，喝酒也没多少讲究。一张八仙桌，只摆一只粗瓷海碗，盛的是河包当地自酿的高粱烧酒，性烈、味冲。从上席的长辈起头，顺时针或逆时针轮流转，一人一口，多少自便。遇上不好这口的，一圈下来，酒面几乎纹丝不动，急得主人家在一旁不停搓手劝酒，比劝饭还殷勤。可若撞上一桌下苦力又好酒的汉子，那情形便截然相反，碗轮不到一圈，高粱酒就快见底了，主人家赶忙拎起能装十来斤酒的塑料壶或陶罐，“哗啦啦”满上，嘴里还高声嚷道：“莫慌莫慌，这酒是我昨天亲自守在酒厂接的，头道原浆，大伙儿敞开喝，管够！”这话，就像火折子扔进了油桶，满桌的激情马上被点燃……满屋的呐喊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热闹的酒局背后，也藏着令人唏嘘的遗憾。我有个隔房的幺外公，性子耿直，从不推杯换盏，每喝必醉。知根知底的亲朋，席上都不敢多劝酒，生怕他有个闪失。可千防万防，终究还是出了事。那年，他给一户人家做泥水活，主人家不晓得他的底细，由着他喝个痛快。散席后，他执意独自回家，结果摔进路边水田，等不放心的同桌喝酒人赶到，抬回家也没能救醒。

参加工作后，我也曾浅尝杯酒，却先后当了两次“酒孝子”。头一回，是位同事父亲过世。下午放学后，我们10多名老师去10余里外的乡下吊唁。席间有位老师贪杯，返程时走到半路，死活挪不动了。那时只有一条田埂小路，无奈之下，我和另两个年轻力壮的同事轮流背他。阴沉沉的暗夜里，背上驮着个还在含糊不清嚷着“我没醉”的醉汉，几束电筒光忽明忽暗地照着前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溜滑的田埂上。那场景，至今想来仍觉后背发凉。第二回，是那年教师节后，分到河包的两届师范生加上热心的老郭，共7个人，去和平水库边给杨敦书过20岁生日。结果，从不推杯的老郭酩酊大醉。足有150多斤的老郭，我们6个小伙子轮番上阵，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把他驮回法华小学。那个喧嚣、劳累的夜晚，同样刻骨铭心。

真正让我决意与酒绝交，是1995年腊月在大舅家吃的那顿“刨猪汤”。冬日农家饭桌，本就热闹，加上两位舅舅好酒，酒局更是热火朝天。几圈下来，我便喝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的记忆，只停留在起身上茅房那刻。翌日清晨醒来，骇然发现竟睡在大舅家的床上，后脑勺鼓起一个包，破了皮，血迹已干，隐隐作痛。一旁的大舅见我醒来，长舒一口气，告诉我，昨晚我喝高了，摔了一跤。大家把我抬起来时，怎么喊都不应声，只从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嗯嗯”声。听完后，我后背冷汗涔涔，后怕得直哆嗦——这条小命，算是捡回来的。

那场惊险过后，我沉寂了好几天，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酒，往后是不能再碰了。没过多久，又接连听到两个噩耗——两个同学都是因为喝醉酒，意外死亡。这让我彻底坚定了戒酒的决心。自此，我滴酒不沾。

如今，社会的酒文化正在悄然改变——没事非要灌醉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了，席面上强硬劝酒、拼酒的风气越来越淡了……看来，这“不醉人生”，早已不再是我这等戒酒之人独享的幸福，它正慢慢演变为越来越多人认同的追求。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