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

重庆东北部，大巴山南麓，汉丰湖如一面古镜，将盛山的倒影揽入怀中。

盛山虽不高，却气度端正：主峰居中，两侧山峦匀称展开，宛如楷书“盛”字。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此地因山设县，初名永宁；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称盛山县，县因山名；唐武德初年又改曰开州。一千四百年来，城名几经更迭，山形分毫未改。

2023年初秋，一位研究唐代巴蜀文学的外地学者到访开州。他对我说，自己研读韩愈《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已有三十年，却从未踏上过诗中这片土地。站在汉丰湖畔遥望盛山时，他会心一笑：“韩愈序里的‘盛山’，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诗中沉淀的文化意象，如今它真真切切就在我眼前了。”

1 诗圣先声

盛山因山形而得名。清咸丰《开县志》引《夔州府志》：“盛山在县北三里，突兀高峰，为县主山。山如盛字，故名。”旧城仰望，山势如“盛”字笔画，浑然天成。

盛山进入诗歌视野，最早可追溯至杜甫。清咸丰《开县志》记载有杜甫诗“拄笏看山寻盛字”，用以描绘盛山的山形。这句诗在《全唐诗》中并无可靠出处，或许只是后世流传的“美丽误会”，但恰恰说明，开州的文化记忆早已将盛山与诗圣紧紧联系在一起。杜甫虽未必亲自到访过开州，却已有诗作记录这里的风物：他作于公元762年的《三绝句》中，就有“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的句子，开州之名也由此首次出现在杜诗之中。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在云安创作《寄常征君》，留下“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的名句；大历二年（767年），他又写下《覃山人隐居》，赠予开州隐士。杜甫以诗笔为开州、盛山留下了最初的文化坐标。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杜甫开创了“以诗纪行、以诗寄情”的巴蜀山水书写范式，让贬谪流放之地也能成为诗意栖居之处。这一范式深刻影响了韦处厚、元稹、白居易等后世贬谪诗人。后来的盛山十二诗及其唱和活动，正是这一诗歌传统在开州的集中绽放。因此，杜甫虽未亲身到访，却堪称盛山文化版图最初的精神基石。

2 文宗开创

如果说杜甫为盛山提供了精神先声，那么真正让盛山进入全国文坛视野的，是唐次与权德舆。

贞元八年（792年），唐次受宰相窦参牵连，被贬为开州刺史。唐次字文编，并州晋阳人，是唐初名臣唐俭的后人，于建中元年进士及第。他在开州滞留十二年未得升迁，其间却与朝中公卿、地方官吏及隐士共二十三人往来唱和。中唐文坛盟主权德舆将这些唱和诗作整理为《盛山唱和集》一卷，并亲自撰写《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序文先追溯“采诗观风”“以文会友”的传统，继而将盛山诗作与汉魏经典并举：“昔魏文帝称刘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一时。抱朴子云：‘读二陆之文，恐其卷尽。’今览盛山之作有似之。”

权德舆以刘公干、二陆的文章比照盛山诸作，足见评价之高，也证明盛山诗歌文化已得到中唐文坛盟主的郑重认可。《盛山唱和集》并非普通的山水咏物诗集，而是一部重要的中唐地域性诗歌唱和总集，整部著作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四》。唐次在开州发起的这场唱和，标志着开州“盛山”首次进入全国文坛的书写视野，比韦处厚创作《盛山十二景诗》早约二十年。

3 名山定调

唐次之后二十年，又一位贬谪官员来到开州。元和十一年（816年），长安文坛核心人物之一的韦处厚因朝堂纷争，以考功副郎身份被贬为开州刺史。韩愈在《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中说，韦侯是“美士”，考功是“显曹”，盛山是“僻郡”，将他弃置恶地，人们以为他必“怨且不释”。但韦处厚并未消沉。

在开州三年，他劝课农桑，体恤民情，主持重修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长宁寺。旧志载他督工修寺时与工匠同食同饮；民间还流传“韦公凿石”的传说：修寺遇山泉枯竭，他亲手凿壁，清泉应声而出。传说未必尽真，百姓却愿将一泉与他相连，足见情感之真。

公务之余，韦处厚常登盛山，为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池、琵琶台、磐石蹬、葫芦沼、绣衣石、梅溪、桃坞、瓶泉、茶岭、竹岩等十二景一一命名，各赋五言绝句。宿云亭写高亭俯瞰开州，流杯池言不必艳羡习家池，茶岭于荒僻中见生机，竹岩以竹自喻、寄意遥深。诗中既有寄情山水、托志云月的雅致，也有贬谪中不被压垮的从容。七百年后，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赞其“托兴深远”。

韦处厚大概不曾料到，这十二首写在巴山深处的小诗，即将在千里之外的长安文坛掀起一场风暴。

4 长安回响

韦处厚回京后，将盛山诗作示于同好，京城文友叹赏，纷纷唱和，中唐顶尖文人同时登场。

白居易时贬忠州，与韦处厚同处巴蜀贬谪之地，以《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遥相呼应。宿云亭之清净、梅溪之落花、流杯渠之随流，皆见二人隔千山万水的心灵默契。元稹时在通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率先提笔。张籍与韦处厚交谊最厚：韦处厚在开州得知张籍患眼疾，千里寄赠车前子，张籍感念，以十二首和诗相酬。可见，文人之交，不只诗文唱和，更在患难牵挂。

韩愈后来记其盛况：“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十位名家为一位贬谪刺史的山水诗唱和，堪称唐代诗史奇事。长庆二年（822年），唱和者陆续升迁回京，元稹为相，白居易为中书舍人，诸诗“皆集阙下”。韦处厚遂将已作与诸人和诗汇为《盛山十二诗联卷》，请韩愈作序。

韩愈之序堪称绝唱。他从“儒者之于患难”立论，以三喻阐发韦处厚的精神境界：拒而不受，如筑堤障水；容而消之，如海水纳流、夏日融冰；玩而忘之，如奏金石以破虫鸣。由抗拒到涵容，再到以文辞超越苦难，层层递进。此序既写韦处厚，也为后世逆境坚守者画出精神上升之路。

序成后，《盛山十二诗》及诸家唱和之作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其书，长安一时纸贵。一座大巴山南麓的偏僻小山，遂因十二首诗、数十首和作、一篇序，被推到大唐诗歌文化版图的中央。

5 何以独特？

盛山的故事层次分明：杜甫以“拄笏看山寻盛字”的存疑残诗留下精神先声，寄托开州人对诗圣的文化记忆，又以《寄常征君》《覃山人隐居》记录开州风物；唐次与权德舆首开唱和，使盛山之名首次进入全国文坛；韦处厚作十二景诗，韩愈作序、元白唱和，将盛山推至文化巅峰。四代文宗跨越半个多世纪，接力书写同一座山。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师徒，也未同时唱和，而是形成了一种“隔代书写”：杜甫写下“开州入夏知凉冷”时，唐次尚在长安求学；唐次与权德舆在盛山唱和时，韦处厚刚刚考中进士，远没料到二十年后自己也会被贬到这同一片土地；韦处厚在流杯池畔写下“激曲萦飞箭”时，杜甫已离世近半个世纪。他们从未相识，却以盛山为精神锚点，完成了跨代际的文学接力。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留下的文化空白处接续书写，让山的诗意不断叠加、生长。这种文化生成机制在全国山岳版图中极为罕见——庐山、峨眉山、终南山多是一位诗人的偶然题咏，盛山则呈现出数代人跨越半世纪的持续浇灌。

唐次唱和与韦处厚唱和，共同构成盛山文化的两座高峰。前者以权德舆编集作序为标志，让盛山首次进入全国文坛，偏重交游酬答的士人雅集，是为“开创”；后者以韩愈作序、元白唱和为标志，将盛山推到唐诗版图的中央位置，偏重山水精神的哲学升华，是为“巅峰”。二者同属贬谪之地的诗文革新，各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国内被称作“诗山”的不在少数。庐山因李白《望庐山瀑布》名扬天下，峨眉因“峨眉山月”的书写声名远播，终南因王维“白云回望”的题咏成为隐逸象征，大多偏于一人一时之功。盛山则不同，它是四代文人共同完成的集体创作。盛山为何能在唐诗文化版图中占据独特位置？可用三把标尺来衡量：

从时间维度看，杜甫留下精神先声（766年），到唐次组织唱和（792~803年），再到韩愈作序引爆唱和热潮（822年），文脉绵延半个多世纪，始终未曾中断，且每一代都有文坛宗师接续。

从人物维度看，庐山因李白成名，终南因王维留名，多凭一人之力；而盛山则由诗圣杜甫开篇，文宗权德舆接续推动，韩愈奠定基调，元稹白居易应和传唱。四代文坛领军人物同题一山，在唐代山岳书写中，拥有如此完整的宗师接力脉络者极为罕见。

从文献维度看，盛山形成了“序—诗—和”三位一体的完整格局：权德舆作序开创唱和传统，韩愈作序升华哲学境界，两篇序言相映生辉；唐次《盛山唱和集》与韦处厚十二景诗双双留存；白居易、元稹、张籍的和作完整传世，与韩愈序中“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的记载一一对应。相较而言，庐山以诗作见称而少序言，终南以诗作见称而少唱和，盛山则三体兼备，文献留存完整可考，这不仅是文献的完整性，更是留给后世的历史诚意。

经过这三把标尺衡量，盛山在唐诗文化版图中的独特地位，便不只是文学修辞，而且是有文学史依据的判断。

盛山十二景的命运，和诸多历史遗存一样，历经了湮没与重生的循环。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仍记载着十二景之名。明清两代，文人凭吊从未中断。可见盛山的诗脉并未断绝，只是声名渐渐隐没。宿云亭、竹岩等少数遗迹仍依稀可辨，绣衣石、梅溪等景观则因自然变迁湮没无存。但盛山从未真正沉寂。1986年，开州建盛山公园，参照诗中意境重建了部分景观；近年更有本土文化学者系统梳理盛山文献，将散落在各类典籍中的唱和诗作辑录成册。

盛山从未离开中国诗歌的版图。它只是一直安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每一代人重新读出它名字里的那个字——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