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黄英

回首27年特教生涯，许多往事都蒙了尘，一张凳子却常在记忆的天空闪现，将我一次次拽回1999年那个深秋。

那时我刚满18岁，站上讲台才几个月。学校是县城唯一的公办特殊学校，成立仅4年，泥土操场旁，一栋四层旧楼孤零零地立着。窗框和门上的绿漆褪了色，窗户破了几个窟窿，远远看去，像穿了一件打满补丁的旧衣服。

那天，我在培智六年级上课。风从窗户的破洞钻进来，透着丝丝凉意。小孙又开始捣乱，不是拍这个同学的手，就是敲那个同学的头。有学生揉着泛红的手臂告状，有学生趴在桌上哭。小孙是学校出了名的“霸王”。我沉下脸，大声提醒他回座位。他却嬉皮笑脸一边围着讲台绕圈，一边喊我的名字挑衅：“我就要打，我又不怕你！”

想到自己还在见习期，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把噌噌往外冒的怒气压下去。见我没有实际行动，他越发得寸进尺，逮住一个同学的手腕使劲一扭，那同学痛得哭出了声。我决定不再沉默，冲过去把他的手掰开，牢牢抓住不放。他动弹不得，开始用脏话骂我，扭动身体挣扎。我咬紧嘴唇，默默承受他的语言攻击。折腾累了，他安静地坐在地上。我松开手，退到一旁。没想到，他突然抓起一张凳子朝我扔来。慌乱中，我下意识伸手抬脚去挡。身后的学生吓得“啊啊”尖叫。凳子擦着我的鞋底弹了回去，刚巧撞到他的额头，立刻冒起一个包。他大哭着嚷嚷：“我要去找蔡公公！”便冲出了教室。他口中的“蔡公公”，就是学校校长。

下课铃响后，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小孙已擦了药，正坐在藤编沙发上。门口围满看热闹的学生。蔡校长一脸严肃盯着我，说道：“你是老师，他是残疾娃娃，教育学生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低下头，使劲咬着嘴唇不说话，我怕一开口，含在眼里的泪水就会滚落下来。记得九月报到那天，蔡校长一脸慈祥地提醒我：“这些娃儿不好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没想到，蔡校长的担心这么快就应验了。

那天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越想越委屈。回到宿舍，关上门，我躲进被窝，任凭眼泪汹涌成河。我气愤小孙太霸道，总欺负同学；也恨自己的无能，当老师却管不住学生。

后来，蔡校长批评了小孙，班主任也教育了他。小孙爸爸还让他在家“反省”了一个星期。再回校时，小孙收敛了许多。蔡校长并没有因这事否定我的付出。工作满一年，我如期转了正。

也是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要快快成长。之后，我开始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学着蹲下来和孩子们说话，学着在课后和孩子们联络感情，学着在生气时深呼吸，学着把“管住”学生换成“读懂”学生。

如今20多年过去，学校早已搬进新校区，蔡校长也退休了，而我也人到中年。我还会常常想起那张朝我飞来的凳子。它撞在小孙的额头，也撞醒了鲁莽与无知的我。我知道，它就像一道门槛，只有迈过去，我才能真正站稳特殊教育的讲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