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011 2026年11月17日
□余美德
今日没啥事,一家人便顺着村后的土路往外走。秧苗刚插完,田里一排排嫩绿的水稻秧,水光映着天,空气里有股泥土翻新和秧苗清香的气息。我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转过一道坡,眼前忽然一亮——土坎边、荒地上,长着一丛丛野生的麻,高过了人腰,叶片在微风里翻出银白的背面,茎秆笔挺,齐齐地立着。
长势真不错。我不由停下脚,伸手摸了摸最外头那株麻的茎皮,糙中带着韧,是正好的火候。心里忽然就冒出一句话,顺嘴说了出来:“老妈(继母),你会做布鞋吗?”
老妈嘴角噙着笑,手也不停:“我不会。”说罢,她快速地拉着我爱人走到前面去了。
爸接过话茬,目光望向远方:“现在啊,没几个人会做了。当年我们生产队里倒是有几位做布鞋的好手——方冲咀的徐万蓉,窑湾的冉珍凤,草棚湾的蔡维芬,曹家坝的秦家珍、吴以嫦,还有沙膀子的——”他顿了顿,“就数你母亲了,她们这几个做的鞋,合脚,圆边妥帖,棱角分明。”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母亲还在世的那些年。
我记得有一回,她捏着针,头也没抬。
“合啥脚?昨夜针眼儿疼得钻心,我恨不得把鞋底子撕了!”
她停下手,用肘抹了把汗:“明年再不种这背时麻,谁爱纳谁纳。”
做布鞋,麻是根本。收麻讲究时机:早了太嫩,迟了过老,非得掐准时候。父亲这话我听过许多遍,可直到那天看见土坎边的野麻,我才想起母亲种麻、收麻、剥麻的那些日子。
儿时,哪家没有片麻地呢?麻熟了,就有新鞋穿。收割回家,剥皮,去掉外层的粗壳,摊在太阳下晒到干脆。用的时候,麻浸水,晾干。
那天下雨,我挨着母亲坐下。雨点打在瓦沟上,“嗒”一声,“嗒”又一声。
她虎口一搓,麻屑炸开,细刺钻进我掌心,痒里带疼。我缩手,她不理,只把单股线越拉越长,越拉越细,仿佛要把日子也拉断。三股绞成一股,再捆成一束备用。摸上去糙糙的,却有韧劲。
接下来去竹林寻笋壳。拿回后在火上燎一燎,烧掉细毛,趁着热把边角捋直,正好用来画鞋样。笋壳把脚样折进自己的弧里,像一页压扁的模具。
然后是蜂蜡。家里养着蜜蜂,蜂蜡不缺。
布料取自旧衣服、碎布头,用糨糊一层一层粘成布壳,再按笋壳的样子裁剪。然后是纳鞋底。麻线在指间穿梭,有的纳出花纹,有的只纳平针。小孩子的鞋简单些,鞋底鞋面都软和。讲究的是在底层铺上橡胶,才耐磨。
鞋面简单些,挑块喜欢的颜色,裁剪,黏糨糊晒一晒,缝上去就成。也有在鞋面上下功夫的:孩子的绣老虎、小狗,女孩子的绣蝴蝶花草,出嫁的绣鸳鸯,老人的绣鹤,或者什么也不绣。
母亲每纳完一只鞋底,针要在头发上蹭三下。最后一针,针尖抵住顶真,“咔”,断了。她用牙把断针拔出,血珠顺着齿缝滴在泥地上,印出几个深褐色的小点。第二天晨起,右手中指肿成小萝卜,她拿热水烫,烫完继续纳。中指第二关节比左指粗了一圈,白线勒进皮肉,勒出一道浅红纹路。针尖再扎下时,皮肉先凹进去,又“噗”地弹回,发出“咕”一声湿响。母亲吸了一口气,没哭,对着灯看看针眼,继续下针。
母亲把鞋底举到煤油灯下,对父亲说:“你明天替我挖一截洋铁皮,我把这鞋口封死——娃娃的脚宽,我纳不动了。”
她把鞋底“啪”一声丢进竹篮。父亲仍不吭声,只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白线上。
她嘟囔了一句:“三十斤谷子换不来我一夜整觉,这买卖不划算。”那一晚,竹篮放在床尾,没人再碰它。
我下意识地捏了捏脚上的运动鞋,愣了片刻。脚底心发虚,脚跟缩了半寸。阳光洒在水田上,波光粼粼。爸的声音伴着风声,那些麻线、笋壳和针脚,忽然间清晰起来。
我蹲下去,用手指摸了摸田埂上的湿泥,泥凉,草茎硌手。忽然想起母亲纳鞋时,针尖穿过布壳的阻力——那阻力从鞋底传上来,落到她指头上,一圈一圈,肿了消,消了肿。鞋底里藏着她的血,只是没人看见。
一家人转身往回走。风一过,秧苗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细响。我回头望了一眼土坎边的野麻,一丛一丛,还挺立在那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