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010 2026年11月19日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米曲
教学楼门厅的玻璃展柜里,放着一面旧战旗。调入新学校两年了,我每天上班、下班都从它面前走过,却从未停下来看它一眼。我总觉得“战旗”离我们很遥远,“战旗漫卷”是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直到那一天,96岁的文厚成老人穿着笔挺的旧军装来到我们学校,胸前的军功章被朝阳擦得锃亮。他走向国旗,抬手敬礼,五指并拢,动作非常标准,但右手抬到半空时微微顿了一下。
我们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学生父母大多是在城里务工的租户。孩子们身上带着山野的莽撞,也带着缺少陪伴的茫然:上课趴着补觉,活动不愿参与,手机比课本亲,作业有大半人交不齐。校长说,孩子们心里没根。于是,他把这面战旗带进校园。
校长还把老人请进学校,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思政课。不讲战场上的轰轰烈烈,只说那片连岩石都被炮火翻开了几遍的阵地。阻击战最胶着的时候,指导员把战旗塞进他怀里,喊了一句“人在旗在”后,便抱着爆破筒冲了上去。就着雪水吃冻土豆,土豆冻得跟石头一样,得先揣在怀里捂软一层,才啃得动一层。旗面上的补丁,是从牺牲战友的衬衣上撕下来的;那一块压着没写完的家书,血漫过纸,洇到布上了;针脚歪歪扭扭,是趴在坑道里借着炮火的光缝上的。老人的战友换了一批又一批,战旗补了又补——每一块补丁上都缝着一个名字,缝着一个理想,缝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这面旗早已辨不出最初的鲜红,炮火把它熏成沉暗的赭色,像凝固的血,也像烧焦的土。老人声如洪钟:“战友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保国家独立,护人民安稳。现在,该你们上场了。”
操场上没有一个人讲话。阳光斜射在战旗上,斜射在那些补丁上,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也像一张张没来得及说话的嘴。
文厚成老人1930年10月生,1951年3月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遭敌机轰炸,左腿、右腿、右手共9处负伤,取出弹片9枚。1957年退伍后,他放弃担任乡党委书记、县邮电局科员的工作。再后来因为国家需要,成为村小代课教师。
我忽然明白,我每天站着的三尺讲台,身后也连着一个战场。
《礼记》里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卑”指低处,整句的意思是:走远路,必从近处起步;登高处,必从低处开始。是啊,战旗从来不是一步就能插到山顶的;“人在旗在”也不是一句空泛的豪言。
我的战场有一间教室那么大,对手是孩子们的蒙昧和荒疏;我的武器是粉笔、黑板、几十个孩子的笑声和书声。
我把之前应付式的电子教案全部导出,进行复备,在每一页的边栏上,标注出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节奏,基础薄弱的孩子我就多举两个生活中的例子,思维活跃的孩子便留一道拓展思考题。我把“一言堂”的上课习惯改掉,每节课留足15分钟的时间进行分组讨论。我推行分层作业,不是用统一的习题要求所有孩子。我把在教学平台上生成的学情分析打印出来,贴在办公桌边,每一周对着学生错题库,调整我讲课的侧重点。我教案上的红笔批注,比正文要多得多。
自主阅读、主动思考、爱问老师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那个爱打游戏的男生,我把他的座位调到第一排,每天给他留三行最基础的古诗文填空,做对了就给他贴一张小小的红旗贴纸。那个要辍学的女生,我将这半学期她的作业、表现积分、奖状等,一张张摊开给家长看,聊了两个多小时,家长终于答应不让她去打工。
我们这一代青年,不必人人都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但人人都有自己的阵地,如医生,一盏彻夜不熄的值班灯,一份不肯潦草的病历,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病人;如警察,一条来回巡逻的街巷,一份不肯马虎的笔录,一次明知有险也不肯后退的出警。守好自己的阵地,就是“人在旗在”;做一个良好公民,就是“让祖国强大”最深情的注释。
我小小的影子,被阳光拉长,映照在这面旧战旗上,脉脉而闪亮。原来,战旗从未褪色,它只是化作了千万个不曾退让的身影,静静地立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