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

从亢家弯往周家坝走，小路必定经过熊大爷家门口。每年秋冬我路过，都会发现他家的门口有一丛甘蔗，成了景观。这天刚好熊大爷在，我忍不住上前询问。

“大爷，你家的甘蔗？”

“是呢。”

“就种这一丛？”

“对啊。”

这丛甘蔗只有八九株，一蔸发出的，一家人吃都不够，更不可能榨糖，所以我觉得奇怪。

“为啥不多种点？”

“我们这里的土地都流转了，只有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要种菜，所以种不了更多的甘蔗。”

“种这么点，吃都不够呀。”

“吃，街上有卖的，和自己种相比，更划算。我种甘蔗，不是为了吃甘蔗，而是为了纪念。”

他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话，让我心生疑问，同时感到很沉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种甘蔗是为了纪念。

熊大爷给我的保温杯续上水，抬凳让我坐下，听他娓娓道来。

20世纪70年代，国家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允许生产队在保证交公粮的前提下，种些甘蔗榨糖，分给社员吃。当时，糖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农村每年仅在过年时供应人均二两糖。农村妇女生了孩子，凭孩子的出生证可以从供销社购买半斤红糖。那时候，人们最羡慕煤矿工人，因为他们每个月供应半斤白糖。

生产队果真引进了甘蔗种子，种了几亩地。生产队100多号人，都喜上眉梢——过年有糖吃了，过年时不再吃没糖做馅的哑巴汤圆。

盼啊盼，从幼芽长成细苗，细苗长成青秆，甘蔗终于红皮了，学生也快放寒假了。

这几亩甘蔗地，得派人看守，不然会被人偷吃。生产队组织民兵，黑白连夜看守。

熊大爷那时20多岁，还未成家，是基干民兵，他积极参加看守甘蔗，每晚生产队记5分工。当然还有个私心——晚上看守，夜深人静，月暗星稀，可以悄悄擗一根甘蔗吃。

其实，参加看护甘蔗的民兵，都心照不宣，用心怀鬼胎来比喻，绝不为过。那时地里的庄稼，能直接吃的东西，都被偷过。

但谁也没想到，事情还是被发现了，如何被发现的？至今仍是个谜。大队民兵连长带人清查，7个参加看守甘蔗的，都走不脱。

这也成为熊大爷心里的一个疙瘩，他一想到偷吃甘蔗的事，心中没有甜，只有苦。

土地下户后，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熊大爷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但就是成不了家。好在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做皮鞋。包产到户后有大量的农闲时间，他到唐坊的小皮鞋厂打工。计件，多劳多得，一般一个月能挣到几十块钱。这收入，超过了当时的老师和机关干部。有一个离婚的女人，拖着几岁的女儿，愿意嫁给他。33岁那年，熊大爷才成了家，第二年生了个儿子。

再后来他自己开了个做皮鞋的小作坊，一直到2008年停业。这时儿女早成了家，他也有了积蓄，可以安享晚年了。

熊大爷在城里买了房，可他却愿意回老家居住，一是乡村空气好，适宜养老。二是他要在家园年年种一丛甘蔗，警示自己，也教育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苦难。

熊大爷的话，让我内心十分震撼：甘蔗甜不甜，还得看人活在啥时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